“新污染物治理牵涉方方面面,对产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,也是一个很大的机遇。”
今年夏天,天津跳水大爷曾在网上红火一时,视频中所跳的海河水看起来还比较干净。然而,有科学家对它检测了一下,发现其实比二十多年前还“脏”。
1999年当时,因为探究海河口雄性海鲶鱼雌化的原因,该科学家检测出河水中某些化学物质含量超标,这类物质在今天被归为“内分泌干扰物”,是几类主要新污染物之一。今年8月,科学家再次检验测试发现,经过多年治理的海河水,其中这类新污染物的含量不但没下降,反而更高了。
这位发现海河水真相的科学家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,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、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江桂斌。近日,他来到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“科学技术创新院士报告厅”,专题讲解中国在新污染物治理方面面临的挑战和产业机会。
在江桂斌看来,当前人类环境和健康承受新污染物威胁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,但也不必恐慌,因为科研和治理也在进步。而从经济的角度,治理新污染物也势必催生新的产业机会。
什么是新污染物?江桂斌介绍,新污染物的定义还比较宽泛,相对传统污染物而言,任何人工合成或自然存在的化学品或微生物,它存在于环境当中,可能会导致已知的或未知的毒性效应,都可以叫做新污染物。
国务院办公厅于2022年5月印发的《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》,主要列举了三类新污染物:持久性有机污染物、内分泌干扰物和抗生素。江桂斌概括,新污染物一般具有三大特征:一是绝大部分来自目前正在大量生产和应用的化学产品,这些化学品不是放在瓶子里面,而是释放在环境当中,只是没有引起广泛注意;二是污染事件正在发生,一些化学品在环境和人体当中的含量在持续不断的增加。三是人类对它的危害性还缺乏了解,缺乏全面的科学评估。
新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导致非常严重威胁已是共识,比如长期食用含有大量化学品的餐饮导致肥胖,滥用抗生素造成耐药性等。但目前的研究发现还远远不够。
江桂斌举例,有些地方存在高砷、高氟地下水,当地人的黑手病、黑脚病和肺癌发病率比另外的地方高,但究竟是怎么致病的,现在还不能解释。在深圳等新兴城市,近年来甲状腺肿瘤的发病率较高,人们推测这跟外因密切相关,但科学界暂未找到直接的联系。再比如,云南宣威在上世纪70年代污染严重,肺癌高发,现在环境治理非常好,山清水秀,空气污染也得到了控制,可是当地的肿瘤发病率一点也没有降低,甚至还在增加。人们对此迷惑不解。
江桂斌认为,新污染物是人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,因为人类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大量的化学品,“化学品的快速增加和使用,是新污染物产生的最最终的原因”。前述国务院文件也指出,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的主要来源。
“像人们喝的橙汁,要颜色好看,口感也好,还方便储存,就需要大量的化学品来做到。再比如,目前食品制造业上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两千多种,共有22个大类,不是说食品添加剂本身有问题,而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产生问题,对健康造成危害。”江桂斌说。
目前化学品种类以每5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长,其中许多已经被大规模使用,进而进入到环境,以及人体、生物体当中。地球上任何一块土地、任何一个水体的底泥,都存在大量的污染物。“我们的血液当中到底有多少污染物,目前还不清楚。有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结构,也不知道它的毒性,但它已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循环了很多年。这么多东西到底会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,这是要求我们长期研究的。”江桂斌说。
国际上从新世纪开始对新污染物进行管控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01年通过《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》,并于2004年开始生效。中国是公约的首批签署国之一。2018年,中国提出对新污染物治理开展专项研究和前瞻性研究,随后,“重视新污染物治理”进入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。
2021年11月,《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提出,“加强新污染物治理,制定实施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,针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、内分泌干扰物等新污染物,实施调查监测和环境风险评估,建立健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制度,强化源头准入,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及其禁止、限制、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。”这是中国首次就新污染物治理提出系统思路和具体办法。
第二年出台的《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》,明白准确地提出了新污染物治理的分阶段目标任务、实施路线图,标志着中国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全面启动。依照方案,“十四五”期间,中国将对一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开展专项治理。同时,建立完整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,强化法治保障。强化科学技术支撑与基础能力建设,加强宣传引导,促进社会共治。方案发布后,全国约30个地区发布地方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,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加速推进。
2023年11月中下旬,江桂斌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。大会共有94个分会,其中25个涉及新污染物,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各界对新污染物治理的重视。
据生态环境部相关官员介绍,目前,中国在有毒有害新污染物监测分析、风险评估、排放源溯源、污染物有效去除研发技术与评价等方面开展了工作,研究建立了“筛-评-控”逐级识别与分类管理的新污染物治理体系,形成了《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方法框架性指南(试行)》等系列标准、技术规范,有效支撑了新污染物治理工作。
“筛-评-控”逐级识别与分类管理的新污染物治理体系,是指相关的单位开展调查和监测,筛选出环境风险较大的新污染物,科学评估其环境风险,再对其实施源头禁限、过程减排、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措施。
江桂斌介绍,目前已知结构的新污染物只是其总量的“冰山一角”,大量的新污染物未知结构、未知含量、未知毒性,应尽快突破新污染物识别和溯源技术瓶颈,围绕新污染物风险评估和防控,形成我国典型区域环境新污染物的“风险精准识别”和“个性化防控”体系,围绕不同环境介质中新污染物的污染治理,形成风险污染物的控制技术。
江桂斌建议,要重视化学品管理,特别是源头管控,提升包括微生物、超滤膜、生态修复、纳米等源头控制技术;同时,加强对化学品的风险评估及替代品的基础研究,提高认识,加强学科间交叉融合。“新污染物防治是长期工程,五年、十年污染攻坚战是攻不下来的,需要长期打基础并坚持到底。”江桂斌表示。
随着国家对新污染物治理提出要求,也给多个行业带来了新的机会。包括新污染物的检测、去除与利用处置,满足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要求的工艺改造,绿色替代品的研发生产等,都蕴藏着可观的产业潜力。尤其是对新污染物的绿色替代品、替代技术的研发,慢慢的变成了各国关注的重点。近些年,中国持续强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替代品和替代技术的研发与应用,助力钢铁、化工、造纸、建材等十余个行业绿色转型升级。
“新污染物治理牵涉方方面面,对产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,也是一个很大的机遇。”江桂斌举例说,比如之前含有全氟化合物的产品是合格的,在新污染物治理要求下则是不合格的,这就需要研发替代产品,从而会催生很大的产业。
但对现有产业而言,新污染物治理要变“抑制”为“发展”,需要多方协同努力。江桂斌说,我们的祖国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新污染物的研究已有40年的历史,起步并不晚,但在产业应用上却步子有些慢。比如,3M公司在全氟化合物产品的更新换代方面走在了前面,目前占据市场主导地位。而我们的祖国只是跟踪生产、使用,所以很多方面比较被动。
问题出在哪里?“产业走在前面需要很多的科学指导、预判和建议,这些都很重要。目前我们的祖国的基础研究跟实际应用之间,还存在着衔接不足的现象。很多研究成果还不能完全直接为国家所用。怎么来实施新污染物治理,以做到不仅不影响现有产业,甚至还能催生带动新的产业,促进经济发展和我们正常的生活水平提升,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加强。”江桂斌最后说。